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shì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zhì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yì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引导人们去探讨。而李世民恰恰是经不起，也不愿让人们去探讨的。而多少了解西线吃紧，李世民打不赢薛举，才被迫退兵的人，更会埋怨李世民，都是他造成了洛阳未下的后果！
这次撤兵的确使唐失去了攻下洛阳的大好时机，实在可惜。后来王世充成了顽敌。迟迟不能结束的战祸，使中国百姓不知多受了多少苦难，多死了好多人。如果唐军下了洛阳，两大首都都在唐手，又遇到隋炀帝死。唐朝无疑会被人们看成正朔，天下将很快统一。不但对唐有好处，对中国、对百姓都有莫大好处。这样的道理，太子建成不会不懂，唐高祖也不会不懂，李世民也不会不懂，因此太子退兵当是三月，还不知道炀帝已死。否则西线再吃紧，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正是四月已知炀帝死而退兵，那一定是李世民在西线已败得不像样了。我倒还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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