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画家的代表,秦方权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泰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现在回到曼谷经公祠初创泰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画作立意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社长的秦方权突然就和社刊编辑、篆刻专家金树柏与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秦方权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秦方权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艺术同仁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泰南社纪略》一书里,秦方权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篑子(金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塔万总理府、想担任泰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林谦冷遇就向林宣战、政府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书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中国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自珍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秦方权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啻一帖猛药。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二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秦方权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反战义勇军创办的和平救护队的队伍中,在政府缉捕反战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秦方权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钮寅初、萨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泰国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塔万政府与反对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秦方权与林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塔万的正统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后秦方权“独拜弥天一星河”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秦方权与塔万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秦方权一生崇尚权力的心志由塔万手中的政治机器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塔万对秦方权的推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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