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范仲淹、富弼主持变法，是真的想要办实事儿，根本不似先前般敷衍。别的不说，凡是有可能引起的纷争，只要让上面知道了，范相公立刻就亲自过问。之所以这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不就是怕下面的人掌不住火候，让新政中途失控了？
所有十项施行的时候，全都是小心翼翼的。遇到未曾预料的难事，众人便立刻修葺、补充，相公们从来都没有冒进。
如今不管众人如何争论，到底新政已结束了。自新法以来几年的时间，世事变化的太多了。这一日仲淹突有所感，遂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其中有几句这么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通常于做事的人来讲，只要把天下的同道聚集在一起，一块儿扶危拯堕，引车出泞、最大程度上补苴罅漏、救拔万民，那么这事就做的值。可惜的是：不是众人在变法事上没这个能耐，却一头栽在别的事上。
于入世投机的人来说，只要抓住了一个机会，能为自己捞好处，然后借势扳倒仇敌，那么这事就做的合适。然而于一个国家来说，做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凑齐不易，全不能少，有些机会一旦失去，再来就难了。
这个时候，吕夷简突然病重了。当初吕夷简罢相之后，以太尉致仕。官家赵祯亲去府上探病，不令夷简下拜以见，亲自扶着他坐在面前，叫好好养病，待病愈之后，许多大事还需要解决，还指望他出来治世呢。
吕夷简道：“老臣为相一生，最后未能为陛下解忧，甚至还留下来许多纰漏，实在是憾事。”两个说到朝廷事上，将来的大事，需要解决的不少：头一件，是宋夏之争这件事。
夏人那边，张元力劝元昊攻夏，所得之地，由汉人守之，富贵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愿，然而元昊始终对汉人有疑心，并未采纳，可知他无吞土之意。照这样看来，宋夏之间早晚要和。是怎么和，议和的条件怎么提，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应该怎么弄，长远来看，对边民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件，宋夏争战日久，边上增军太快，国力损耗得太多，各地不堪赋税，起事的不少，将来平乱是一件事。若是只管率军去平叛，只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裁军这事早晚要做，四处的匪患，该招安还是该平叛，到时还需要仔细琢磨。
第三件：辽人先前借着宋夏两边局势紧张，命耶律宗元与辽将萧惠屯兵边上，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因索地不成，辽人又几次三番要增岁币。因此上宋人兴建大名府，御辽南侵。倘若宋、夏两家和好之后，辽国那边，恐怕不能袖手旁观，将来局势必然有变，这件事不得不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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