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很显然，改革开放以后，华夏的企业同样存在着一个轮回——在高额利率和紧张的资金面前，华夏企业没有与外国博弈的筹码。
偏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夏生产型企业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基本上不会给企业做无抵押的流通贷款，企业要抵押也要是房产等不动产，企业的存货库存在银行的眼里不算不良资产而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减分就已经很好了，基本上是没有贷款的可能的.
这种情况这不但导致企业产生投资买房的畸形动机，挤压企业的生产资本，而且维高了房市的价格，就算有房子抵押能够取得流动资金货款，利率也高于西方很多，而且这样的贷款都是短期贷款，展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华夏与海外定权博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大流动资金和货物围积做长期博弃的。
然而一直以来，华夏的企业面临着另一层窘境——虽然我们官方的利率比西方的高很多，但企业还是贷不到，更多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是靠民间那种利息高昂的借贷；
由此形成一个恶心循环——很多企业由于资金紧张，不得不去向民间融资，而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昂，大部分的企业变成了月光族，很大一部分的收益都会拿去支付利息，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去借，然后接着还，如此周而复始。
后世网络上经常有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在随时都面临着巨大资金压力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企业真的能沉下心来搞研发、主动搞产业升级？
一句话总述：中外在做定价权博奔的时候根本是不对等的。
流动性紧张导致生产企业被盘剥让出定价权，而我们不断地收紧和放松金融货币的流动性，这样的松紧震荡会给流通和渠道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不稳定性，这个压力对于做流通的企业的库存和现金难以平衡，最终会导致华夏的流通渠道企业在与外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将定价权完全拱手让人。
就如某位大佬曾经说过的那样——“华夏的企业都是孤立的，而外国企业早已经与金融资本紧密捆绑形成金融寡头，这样的博弈在定价权之争中是很难取胜的”。
……………………
而很不巧，作为一个重生者，杨铸在过往5年内，一直致力于平台的搭建和产业链价值流通渠道的疏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的核心逻辑跟古早以前的国企很类似——如果可能，但凡我所涉及到的业务，我一定要形成产业闭环，产业上的每一个价值环节，我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绝对/相对控制力！
如果说杨铸一直只专注于农产品领域，只做销售平台，其实那还好，在华夏这种超级人口大国，在农产品这种超级赛道，就算他再牛叉，也顶多只能算作是小领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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