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野：“我国警察或有败类，然而我国政府和民众对于贵国是友好的，绝无任何敌意，开战之言，还请不要提起。”
李：“一般来说，兵船驻港，水兵上岸购物乃平常之事，而贵国巡警居然无礼阻碍我水兵行路。倘若我等煽动乾人妨碍贵国在天津的住民，贵国会作何感想？现在，乾日两国关系乃是最要好的时节，可像这等意外不爽之事却常有所闻。平心而论，贵国的人民还是友好的，至于警察却欺人太甚，令人憎恶。”
波多野：“其实我国的巡警，都是懂得道理的，不做毫无理由伤害人的举动。我国有非常严厉的警察法，即使对制服乱暴者也不能随意使用乱暴手段。”
李：“假如确系我国水兵在贵国做出了乱暴之举，贵国如果将该水兵交给我带兵官处置，就不会发生如此打架事件，相反贵国多数的巡警围攻我水兵造成我水兵伤亡。此事归根结底是贵国警察憎恨我乾国人挑起的事件。”
波多野：“我国不同于美国，职业上日乾两国没有竞争，我国人民一点也没有憎恨贵国人民的理由。”
李：“此言差矣，这里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和人民的事，是官兵和官兵的事。不能用美国来作比较。”
波多野：“阁下说官兵吗？我国的巡警与士兵有严谨的区别。从事战争行为的称作兵，在民间管制和逮捕乱暴者称之为巡警，须注意其中的区别。”
李：“事件发生后，贵国外务省已经派出调查委员，本国公使也派出参赞，故也请贵领事向本国发出电信，妥善处理解决这一事件。”
波多野：“承诺阁下的委托，相信我国政府能让贵国得到满意的结果。”
李绍泉向波多野章五郎的质问其实主要是表明乾国方面的愤慨态度，他深信此事错在日本，在得知扣押了启事的日本警民多人后，先是表示“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对于水兵们却抱有宽容的态度，“然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乃其天，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可就绳尺。”随后他指示丁禹廷同日本强硬交涉：“日京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何敢辞？”是非曲直显然，乾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
事实上，他能够猜到，事件最终会向着有利于乾国的方向发展。
“乾国水兵事件”发生后，乾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乾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电告朝廷，要求断交撤使，向日本开战，“日本海军不敌我铁甲巨舰，当速与决战，置其于一蹶不振之地。”而乾国朝廷因为刚刚平定了薪疆叛乱，和俄国签定了和约，不愿再次卷入战争漩涡，故而没有批准徐承祖的请求，但却命令一支新组建的由巡洋舰和雷击舰组成的舰队前往日本，增援在东京湾的铁甲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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