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乙没参与当年的zhèng • biàn ，可最终还是因为弑君之人立起来的，魏韩讨伐的名义中也有这一条，郑君乙是希望抵抗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现在天下已经乱了，墨家加快了天下的混乱程度，原本的统治手段已然不能照例统治下去了。
民众一旦开始觉醒，一旦开始接受索要他们应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泗上的那些诸侯国就是个例子：最终亡了国、亡了社稷、亡了宗庙。
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近在咫尺，郑君乙听近臣这么一说，怎能不紧张？
况于，郑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根本没法再守下去了。
墨家虽然在组织弭兵会和非攻盟约，可是附加的条件太过苛刻，要实行各种变革，这是郑君和驷氏都不可能答应的。
按这近臣所言，民众抵抗的越激烈，其实他就越能把郑国卖个好价钱。
抵抗一个月，便可以卖个五十里之君，做个附庸。
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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