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三点，田和仔细研读，也终于明白了这三点内容引申出来的种种变革手段和体系道理。
针对第三点，也就是民众经营土地要有盈余这一点，这是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所谓“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
对于这一点，管仲提出的手段有两个，相辅相成。
一个是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考核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形成差级地租。
而要形成差级地租，又需要做到“与之分货”。
与之分货，也就是用“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在齐侯直辖的范围之内，取消“公田”制度，将土地分给民众、所有权仍属于君主，以此取缔民众“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劳役地租，用实物地租取代，激发民众的积极性。
放眼天下，秦、魏等地的变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而这个“与之分货”的办法之所以不能在更早的时代实行，其实本质是还是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中的“善政”之意：生产力不足这样的制度在更古的时候就是恶政，也就是墨家辩数中的“在”——尧的政策我们看着好，是因为我们站在现在去看尧那个时代，所以他可以治理，但如果尧的政策放到现在，他不但治理不能还要变成恶政。
之所以“千耦其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不这样就无法有效的剥削。管仲认为齐桓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完全可以放弃千耦其耘的劳役地租，用差级地租和实物地租取缔劳役地租。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许久，五公子之争以及随后的田氏之乱，都让齐国这百年的时间不进反退，根本无从实行这样的政策，也无足够的基层官吏去推广，加上齐桓公一代雄主都无法遏制贵族不得不分权高、国两家，这一切美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既然说这是一套体系，自然有与之配套的内容。
在解决了农业问题之后，便要解决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等问题。
对此，齐国的学术派认为在征税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
也就是说，如果征收房屋税，会毁坏房屋。
如果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
如果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
如果征收人头税，会导致绝育。
如果按照一家一户收税，这又等同于在优待富豪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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