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的文臣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性，那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的思想，或者是为了自认为的正确之事，他们没有不敢说的话语，也以不畏生死为荣。
宗泽这番话中有不少的大逆不道之语，要是遇到脾气不好的帝王，那恐怕就是当庭被处刑的节奏，最次也会被除却官职，打入天牢之中。
李南自然不会因言治宗泽之罪，而且宗泽等人反对自己以法家思想治国，也有一定的道理。
现如今毕竟不是当年了，帝国也早从四面皆是敌人的艰难处境中走了出来，虽然还有一些问题，但也算是国泰民安了。
用后世的眼观来看，在建国前期通过法治去巩固统治，平定dòng • luàn ，维护社会稳定，之后就不能继续这样做了，应该改变思路，提高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进步等等。
历史已经证明两种治国之道各有利弊。
法家的长处在于强国，以杀敌数论军功，就是以论能力，不论资历的典型。立木取信，上行下效，重实践，轻说教。
这些都是法家的精髓，也是儒家先天不足之处，而这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都是十分重要的，试问一个社会是以论资排辈更有活力，还是有能者居之更好？
说教起作用，还是以身作则，更能服人？秦国的迅速灭亡并不能否定法家，因为秦朝恰恰是因为法家而强大的。
法家的刑法严酷，可以从秦国迅速灭亡看出来法家不适合治国，但也要看到法家的长处。
但儒家其实跟法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礼治大于法治，抵制苛刻的法律，想要依靠德治来治理国家，希望将百姓培养成了想象中品德高尚的人。
思维僵化，保守中庸，过于强调仁爱，缺少开疆拓土的尚武精神，打击背离儒家规范的新奇思想。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抵制不符合儒家礼仪道德的事情，贬低工农商贸和体力劳动者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论调。
思索片刻，李南对宗泽说道：“说起来，朕也是首次当一国之君，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关于国家到底用什么思想来治理，其实根本没有定论。朕重用法家之人，以法家思想治国确实是因为当时更适合帝国而已。而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如今境遇不同，帝国也需要改变，此事我们可以以后再从长计议。”
闻听皇帝陛下开了金口，居然给出了这样惊人的答复，宗泽和朝中其他儒家子弟顿时大喜，连连谢恩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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